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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八

    经历了强烈的激动之后,我睡得特别香甜。第二天早晨醒来,我神清气爽,好像服了一剂什么兴奋剂一样。并且,在这样一群人中间,我突然有了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宽容精神。

    大家打完饭回来,“营业部主任”因为炊事员给他的稗子面馍馍缺了一个角,情绪很不好,组里的人都在各自的铺位上埋头吃饭的时候,他趴在炉子旁边,一边翻来覆去地观察他的馍馍,一边骂炊事员。又说,以后要早点熄灯睡觉,不然影响别人休息。他嘟哝着:“那损失的精神头儿,半个稗子面馍馍都补不过来……”人们抬头看看我,我知道这是不点名地批评我了。这里的人就是这样,哪怕你深更半夜跑出去放火他都不管,可你别妨碍他的利益。

    他的批评并没惹恼我。今天我虽然也在这间土屋里,也坐在一堆干草上,也和大家一样吃着土黄色的稗子面馍馍,然而我仿佛觉得,有一种深奥的、超脱这种尘世的思想,使我的心从我借以寄托的躯体中游离了出来。好像外界对我施加的侮辱、嘲笑、蔑视,只不过是针对我的躯体的,与“我”无关。去马号等车把式套车的时候,听大车组长向谢队长报告说,海喜喜请了几天假,“逛城里去了”。谢队长沉着脸,薄薄的嘴唇在浓密的胡茬里撇了撇,对大车组长的报告不置可否。海喜喜的大车停在那里,他的几匹牲口有滋有味地在槽头嚼着干草。有个车把式想让自己的牲口歇歇,去牵海喜喜的牲口来套车。谢队长瞪着眼睛喊道:“你驴日的干啥?干啥?照拴上!也该让它缓缓了。”汉语语音里的“他”、“它”不分,我想,可能是谢队长也认为海喜喜该“缓缓”了吧。海喜喜走了,“逛城里去了”,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去“逛”呢?原来,他不是每天晚上都到马缨花家去“逛”的么?我蓦地有点怅惘。不论是什么形式的爱情,是什么样人的爱情,得到爱情和失去爱情,全是人的命运,都不能漠然置之。海喜喜这个有独特性格的人,归根到底不由地引起我的关心和同情。我隐隐地感觉到,即使他和我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对立的状态,我还是不能摆脱他对我的吸引力。

    可是,在马缨花看来,世界上的事却要简单得多。

    下午,我们大车回来,她还是等在马号的肥堆前面,作手势叫我去。我的近视眼只看见她带着笑脸,但看不清那究竟是嘲笑、讪笑、顽皮的笑还是善意的笑。

    我阅世不深,年纪又轻,总是根据自己所读的书本来推测别人,想象爱情。我以为,经过那天我失礼的举动以后,我们再在一起,一定会非常尴尬。吃完晚饭,我又看了一会儿书,但已开始心不在焉:去,还是不去?我一直犹豫到天黑沉沉了以后,才到她家去。

    今夜没有月亮,走出房门就投入深不见底的黑暗,寒气藏在暗夜之中,砭人肌骨。然而天上却星光璀璨。这是冬夜的特色:天上亮,脚下黑,仿佛寒气把光也阻隔了似的。

    我缩着脖子,心里有一丝不快,好像要去挨打的样子。

    她仍像往常一样,在炕头上坐着补衣服——她有补不完的衣服。后来我才知道,她是帮着娃娃多的妇女补她们男人的衣服——见我进来,轻盈地跳下炕,掸掸衣裳,笑着问:“你‘怎——么’昨夜黑不来?”

    奇怪!她一句戏谑的话,就把我内心的一切矛盾、犹豫、惶惑吹得烟消云散。看着她轻松的、尤其是在学我说“么”字时如荷叶边撅起的嘴唇,我不禁啼笑皆非。我可以向她道歉,我可以向她忏悔,我可以向她袒露心曲,但一看到她毫不在乎的模样,我又觉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。我开始轻松下来。

    “你不是要我好好念书吗?”我说,“我就在屋里念书呐!”

    “傻——瓜——瓜!你要念书,不会在这达儿念?”她亲昵地在我脸上拧了一下,“我昨夜黑趴在你们门缝里看你来着。”她吃吃地笑着,两手合上,往下一蹲,“就跟一个菩萨一样!”我脸红起来。她亲昵的动作,热情的语气,似乎又将引起我内心汹涌的浪潮。但她整个的神态,又毫无挑逗意味,而是孩子般的无忌的天真。于是转念一想,我为自己的心思而羞愧得更加脸红了。我过去接受的教育,读的书,总是指导我把人分成各种类型,即使是纯客观的心理学,对人也有所谓粘液质、胆汁质、多血质等等之分;至于文艺作品,那更不用说了,那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:稳重的、轻狂的、放荡的、严肃的……现在我才明白,人,除了马克思指出的按经济地位来划分成为阶级的人之外,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关于人的类型的概念。比如她吧,她就是她,一个活生生的人!一会儿稳重,一会儿轻狂,一会儿开怀大笑,一会儿又严肃认真——而上次的严肃认真,差点使我羞愧地自尽。理解人和理解事物好像不同,不能用理性去分析,只能用感情去感觉。我从这里,开始理解马克思在《初版序》中说的:“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姿态。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,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,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。”在同一个经济范畴,同一个阶级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,都是活生生的人,那可以用“玫瑰的颜色来描写”;而作为一个经济范畴,作为“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”,那就是一个事物了,那就要用理性去分析。这里,就是文学和经济学的不同点。

    这个念头只是一霎间产生出来的。这种联想好像很可笑,但我自己认为我仿佛从生活中获得了某种“通知”。于是,我不仅轻松,而且有点兴奋了。

    我吃着杂合饭。她从炕里边拉出一条崭新的棉绒毯,跟我说,今天,她托去镇南堡的人买来这条毯子,七块多钱,准备给我做条绒裤,剩下的,还可以给尔舍做一套绒裤褂。她拍拍毯子,洋洋得意地说:“咱们也跟城里人一样了,要穿绒衣裳!”她絮絮叨叨地跟我讲,他们那个地方的人,只穿毛褐衣。这是用极为原始的方法,在骨制的捻锤上把生羊毛一点点地捻成毛线,再织成的毛衣。她给我看了她的一件这种毛褐衣,灰白色的,没有线条,像一个毛口袋。没有经过熟制的生羊毛,会穿透衬衫扎到皮肤上去的。我想象一根根粗糙的生羊毛扎着她细嫩的皮肤,又不禁脸红了。同时,还有一种近乎悲哀的同情从心底涌出来:她把绒衣都当作城里人穿的奢侈品,毛线衣就更不必说了。恐怕她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见过一件真正的毛线衣,而她又是这样一个美丽的、善良的女人!我儿时的生活,她是不能够想象的。也许正因为这点,她才在开始时对我产生了同情和怜悯吧;她不可能和我一样,看到一个历史的因果关系。

    她抖开棉绒毯。我看到,这就是镇南堡那个小商店的货架上堆着的那种带红条的灰色绒毯。她用拇指和中指□量着,嘴唇翕动着,在无声地计算。灯光照着她如鸟翼一般扇动着的睫毛,以及她明亮的、凝神于内心计算的眼睛。由于这对眼睛,她整个面庞散射着一种迷人的、令人心旷神怡的光辉。而她又是一个连毛衣也没穿过、把绒衣也当做奢侈品的女人!在我拘于过去的习惯和见识的狭隘心里,怎么也无法把我观念中的美和她这个现实中的美调和起来,就像无法把一株桃金娘移植到这干旱寒冷的沙漠边缘里来一样。

    吃完饭,我想起了海喜喜,我说:“我听说,海喜喜请假了,到城里逛去了。”“谁希待他!”她还在计算着,头也不抬,“他爱上哪达儿逛就上哪达儿逛去!”一切都是这样的简单!我暗暗地想,这两天我的自我折磨好像都是多余的。她对人和生活显然有另一种虽然粗糙却是非常现实的态度。旷野的风要往这儿刮,那儿刮,你能命令风四面八方全刮一点吗?

    知识分子对人和生活的那种虽然纤细却是柔弱的与不切实际的态度,是无法适应如狂飙般的历史进程的。在以后的一生中,我都常常抱着感激的心情,来回忆她在潜移默化间灌输给我的如旷野的风的气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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